一个不准「指定医师接生要额外收费」的国家,将会失去些什幺?

leixue E逸生活 2020-06-14 阅读(352) 评论(49)

最近有名医在脸书上抱怨,明明跟产妇讲好指定医师接生要额外收费,不额外收费也有专业值班医师接生,病人同意了,同意书也签了,指定的医师顺利帮小孩生出来了,产妇也高高兴兴的出院了。结果产妇出院了以后看到新闻,说医院其实不能收医生指定费,想想不对,于是跑去卫生局投诉。名医接到投诉之后相当灰心,大叹不如归去,感叹人性的丑恶。产妇则暗自得意于自己的聪明,享受完高品质的服务之后,靠着投诉又可以把钱拿回来,一鱼两吃。反正一辈子生小孩也没有几次,真的要再生的话,得罪了这一家医院,下次换别家生就好了。

姑且不论医生收指定接生费有没有符合法规,其实法规并没有办法规定那幺细,现行说不能收费只是卫生局官员自己对法规所做的解释而已。我们可以来做个头脑风暴,如果将来闹上法院,你是法官,一边是名医,气急败坏,说当初明明说好指定医生接生要收钱,白纸黑字,一边是无辜的产妇,说我签之前不知道其实医生不可以这样收钱,现在知道了,那我当然要把钱拿回来。气急败坏的名医对无辜的产妇,你要判谁赢?

法律经济学的缘起

这种有趣的头脑风暴,正是近年来经济学一门非常热门的分支──「法律经济学」所要讨论的範围。什幺是法律经济学?就是用经济学的知识,来判断一条法律是好是坏;或是讨论法官一个实际的判例,对将来所造成的影响,是会让社会上的人获得好处,还是会伤害这个社会。

说到这里可能会有人好奇,法律就是法律,恶法亦法,我们又不是律师,也不是法官,只要乖乖遵守法律不要犯法就好,怎幺有资格去评论法律的好坏呢?

不是律师,也不是法官的话,就没有资格去评论法律的好坏吗?经济学家们说:不是的。现代社会快速的变化和进步,但是对于个人来说,有一点是不变的,那就是大家都希望要变得富裕,而不是贫穷。因此一个国家是否成功,也取决于她是不是能够让她的国民变得富裕。如果一个国家号称是世界强国,但是国民都很贫穷,那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国家是成功的。

那幺国家要怎幺样才能让她的国民变得富裕呢?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,固然和地理环境及资源有关,但是在现在这个商业社会,让国民富足的因素,很重要的一部分,还是和这个国家制度的安排,能不能最大化激发起人们追求财富的动力有关。这就是法律经济学运动的奠基人之一──波斯纳法官(Richard Posner)判案的基準:让社会财富最大化(wealth maximization)。

什幺?让社会财富最大化?为什幺不是让公平最大化?让正义最大化?他可是法官耶。很多人一定会义愤填膺,这就是为什幺法律经济学的结论往往会让人跌破眼镜。身为法官,又自学经济学成功的波斯纳,判案的着眼点往往不是当下一时一瞬间的公平正义,而是会把眼光放远,看看这个判决的结果会对这个社会造成什幺影响。是会让人更积极追求财富呢?还是会让人心灰意冷,离开江湖呢?如果为了一时一刻的公平正义,而让整个国家社会往后变得越来越贫穷,那幺这个结果对所有人都不公平,也无法达到所谓的正义。

产妇胜诉,社会财富变少还是变多?

回到刚才的例子,如果法官觉得产妇很可怜,只是想要找自己熟悉的医生接生,还要被多收钱,因而判决名医要退钱给产妇的话,将来会发生什幺事情呢?产妇当然会很高兴地拿钱回家。但是之后呢?难道名医就会自认倒霉,从此以后都免费随传随到帮人接生吗?不会的。名医会规定自己的医院从此以后再也不能指定医生接生,所有接生的业务一律由值班医生负责。但是你有钱想要指定熟悉的医生帮你接生怎幺办?很抱歉,这个服务就从此消失了,你有钱也买不到。产妇赚了几千块,代价是一整个指定医生的业务服务从这个社会上消失。

名医胜诉,社会财富变少还是变多?

反过来说,如果法官认为这是产妇和名医之间直接定下的契约,在订定的同时双方都对能够提供和接受的服务内容很清楚,而契约也确实屡行、发挥作用了。那幺基于最近很红的信赖保护原则,名医不需要退钱,相当于让被指定的医生可以收钱,这时候又会怎幺样呢?根据经济学的需求第一定律,只要价格提高,供给就会增加,价格继续增加,原来的需求者甚至会变成供给者。当指定医师可以收钱,就表示会有越来越多的医生想要成为指定医生,而不是只是去当只要值班就有钱拿、门槛比较低的值班医生。要被病人指名,医生本人除了需要提升自己的医术,还必须和蔼可亲,有问必答,谈笑风生。让产妇只要看到她出现,连生小孩都可以变得比较不痛。只要当指定医生可以赚的钱足够多,各大医学院的毕业生就会争相以成为指定医生为荣,什幺妇产科四大皆空、妇产科医生老化凋零、偏远乡镇找不到人接生的故事,都会成为过去式。

你看,只要一个小小的制度安排,一个小小的判例,就能让社会的财富得到极大的增长,医疗水平得到大幅的提升,这正是法律经济学的魅力所在。

医疗服务不是标準品

医疗服务不是标準品,每个医生,就算是同一科,根据训练的地方和你个人经历的不同,专长就会不一样,提供的服务也就不会相同。就算是同个服务,你觉得给值班医生接生就好,我觉得要看到我熟悉的主治医师才安心,这两者间的价值差异,只剩下每个产妇自己主观的考量。法官又不是产妇,你要怎幺客观地评量和比较两者之间的价值?真金白银拿出来,我就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在乎,在乎那个给明星主治大夫接生的差异。当这种价值判断的标準没有办法用真金白银表现出来的时候,想要得到更高品质服务的产妇就只能走后门、塞红包,甚至暴力威胁医护人员。

指定医生接生,是一个奢侈品,一个稀缺的资源。当本来可以用真金白银分配的资源无法正常交易,为交易双方创造交易剩余的时候,就会造成资源的短缺。稀缺和短缺不同,稀缺是这个世界的常态,用价高者得的方法,就能合理分配稀缺的资源。短缺则是不当的政策和制度造成的后果,他会造成资源的耗散,换句话说,就是会使国家变穷。

制度的差异才是吸引人才的主要因素

公平正义,公说公有理,婆说婆有理,其标準还会因为时代的不同,国家的不同,民族的不同而改变。譬如我说台湾的民主选举较好,比较符合公平正义,总统大家轮流当,人人有机会,对岸的人却说,帝制比较好,领导永远不要换,对其他所有不是领导的人才最公平,政策永远不会改变,不会朝令夕改,才是正义。你说你的,我说我的,吵也吵不完。社会财富最大化原则则不同,可衡量,可比较,标準全世界通用,只要做个汇率转换就好了。

最近因为有人称帝而变得很红的那个国家,公布了对台湾优惠的几项措施,其中就有许多对医疗产业和医生的优惠。很多人因此呼天抢地,认为台湾完蛋了,人才都会因为老习爷的「慈禧」效应(按:此处作者採谐音,实指磁吸效应)外流。对此我倒不那幺悲观,反而认为这是提升台湾薪资水準的好机会。帝国改革开放以来,靠着低廉的劳动力迅速崛起,台湾人会的几乎和他们一样,薪水当然和他们也就差不多,反正你觉得薪水太低你可以去帝国打工,在那里你的薪水也好不到哪里去,这正是对人才的机会成本的概念:既然在别的地方拿不到更高的薪水,你就乖乖待在我这里吧。当帝国的薪资水平越来越高,帝国的老闆觉得台湾人比较划算,台湾的老闆发现不给多一点薪水就请不到人的时候,正是台湾人才以拥有自己的人力资本自重,待价而沽的好时刻。更何况这世界上早就还有一个薪资更高,制度更完善,追求财富更自由,「慈禧」效应更强的大国在太平洋的对岸,我身边的优秀同学几乎都去了,台湾只剩下像我这样的鲁蛇,这幺多年了,似乎也还好。

台湾的政府,如果想要对抗「慈禧」效应,多跟法律经济学取经,谨记「让社会财富最大化」的制度改革原则,才是正途。否则,如果我是名医,根本不需要在脸书上感叹不如归去,趁早布局可以合情、合理、合法收取医生指定费的国家开分店,比较实在。

一个不准许指定医生要额外收费的国家,失去的就将会是大笔的财富,和提高GDP及增加国民所得的希望。

注:对法律经济学及波斯纳法官有兴趣的朋友,可以参考两本书,一本是熊秉元的《正义的效益》,另一本是《说真相的勇气:芝加哥经济学人与大法官的反常识对话录》,看完必然会有所收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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